我的“九零后”父亲

父亲生于一九三一年农历五月十九，按农村人说法今年刚九十岁，他这么大年纪在我们户族中算得上长寿老人了，在老家十里八乡也算年岁大的人，虽说他走路有点迟缓，不过身体还算硬朗。

我出生那年父亲四十二岁，在我开始记事时，他就是一个农村半打子老汉。不过那时还是农业合作社，队里分派给父亲的农活主要是喂牛耕地，农村人家里大多数都没表，早晨起身干农活得看鸡叫几遍了，基本上天刚麻麻亮，甚者夜还一片漆黑，庄稼人就起来干活了。父亲在农业社喂牛耕地是一把好手，他喂牛非常精心，经常半夜起来给牛添草加料。夏季只要得空，父亲都要上山给牛割青草，或把牛赶到水草茂盛地方，让它们饱餐一顿。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每头牛都养得膘肥体壮，毛色光亮。

父亲耕地有绝活，自己喂养的牛使唤起来顺手，套在犁沟耕地不耍奸溜滑。扶耕犁是一个品劲，不能东倒西歪，老把式犁过的地就像一条线，宽窄匀称，深浅一致，既不费牛劲，又省人力气，一晌耕地又多又平整。农忙季节，父亲从未闲过，早晨天不亮，起身赶着一对耕牛，背着犁和绳索，爬到山上开始耕地，到了吃早饭时候，若离家不远，姐姐就一手挎着篮子盛着馒头、菜，一手提着陶瓷罐罐装着米汤送给父亲到田间地头。那时虽然馍馍不白，有时还吃的是发芽麦磨的面，最好的菜是炒土豆丝，或者就把青椒剁碎撒点盐拌起来，或是干辣椒面撒点盐用醋或水和起来，用热馍馍蘸着或夹着吃。有时筷子不够用，父亲就地取材扳根细树枝当做筷子用。农业社时整天有忙不完的农活，大晌午了，时常听见父亲在对面峁头上耕地吆喝牛声。

听父亲说，在合作化前和农业社期间，他和生产队里人曾先后赶着毛驴去定边驼盐，赶马车到长庆桥给石油单位拉运钻井设备到庆阳。定边驼盐时，除了驴驼的，人身上还要背些盐，来回一趟好多天。三年自然灾害时没啥吃，生产队派父亲到林镇豹子川、大风川打杠树籽，拉回来当做粮食分给社员充饥。那些年，父亲与绝大对数老百姓一样，每年冬季农闲时都要参加县乡村组织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而且常常搞劳动比赛掀高潮，寒冬里忍受着饥饿，社员们却干的热火朝天。

常听父亲说起我们祖籍在宁县早胜寺底村，刘家在当地是大户。据《宁县志记载》，先祖刘昺，宁州安定人（今宁县），金贞佑年间为京兆伊，娶元睿皇拖雷之女蒲察氏、蒲鲁氏二公主，为金台驸马，后随太宗太子平秦蜀立功，擢升为环、庆、宁、原达鲁花赤，其后裔丁口繁盛，初析为十八户，现散居新宁、南义、焦村、早胜、中村、平子等地。清朝末年，到了曾祖父这辈，曾祖父、曾祖母带着三个年幼的爷爷一路逃荒要饭落脚到华池县悦乐镇上堡子村。我爷爷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四，他与唯一一个姑奶奶，是定居到华池后才生的。奶奶在父亲五岁时就去世了，当时大姑稍微大点，小姑才两三岁。现在晚上和父亲闲聊时，常听父亲抱怨：是你爷搬家把你奶奶搬没了。父亲说，他记得那些年爷爷隔段时间就搬家，起初刚与二爷分家时，爷爷把家安在城壕，后搬到玄文掌，接着又搬到玄沟门，不长时间又搬到丁家湾，正是在丁家湾冷窑洞冷土炕，让奶奶一病不起去世。奶奶去世后不久，小姑寄养到大姑家，父亲与爷爷相依为命。父亲十五岁那年夏天，爷爷正在下小湾大场打碾麦子，晌午时分天气异常闷热，爷爷感觉特别乏困就躺在麦垛下歇会，没料想，爷爷这一睡就再也没能醒来，父亲从此变成了孤儿。爷爷只活四十多岁，可他在父亲眼中仍然是一条刚强汉子。记得我小时候就多次听父亲讲爷爷打死狼的故事。有一天爷爷上山砍柴，傍晚时分背着一捆柴火回家，突然爷爷感觉后背窜来一个动物，猛一回头发现一匹野狼跳起来恶狠狠地向他扑来，爷爷连忙扔掉柴火，抽出砍柴斧头与狼撕打搏斗，爷爷一边用斧头不停砍杀野狼，一边大声呼救，当附近人听到后赶来时，野狼已被爷爷活活打死。爷爷去世后，父亲就成了一个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今天给舅舅家放羊，明天给邻居家帮工，吃百家饭，干百家活，看百家脸，吃尽了千般苦，受尽了万般难。

父亲二十六那年经人介绍才与母亲成亲，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大龄青年了。父母亲一生共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大哥是五九年出生，我是七二年出生。六七十年代是我国社会经济特别困难时期。我们一家八口人，只有父母亲两个劳力，家中分的口粮年年不够吃。听姐姐们说生下我时，母亲觉得家里太穷怕养不活，便扔在了牛圈，时值农历十一月，我被父亲抱回时冻得嘴唇发紫差点没气。后来母亲又把我答应送养给别人，只因父亲反对阻拦，才不得已而作罢。

我记忆中，小时候父母亲几乎没有闲过，到了我十一二岁时，家里若能吃一顿面条就感觉很幸福了。那时间家中粮食不够吃，母亲做面条时常给面汤里添加苜蓿或黄米，称为“苜蓿面”“米儿面”。平日里多数吃的黄米、高粱、玉米饭，油水少的可怜，一点儿清油盛在碗里，做饭时用麻蘸上擦一下锅底，要不就是把猪尾巴挂起来，在热锅上擦擦，炒菜不粘锅。偶尔吃黄米饭时，撬一筷头猪油，撒点盐拌匀，吃起来油油的、咸咸的，一大盆黄米饭瞬间就会被我们姐弟吃干吃净。包产到户后，哥哥姐姐稍微大点了，可以帮着父母干农活，那时农村家家户户种地热情高涨，恨不得把分给自己的田地翻个遍，地垄地畔，边边角角能利用的一点死角都不留，就连牛都站不住的“滚牛洼”也被一镢头一镢头挖地种上庄稼或饲草。可以想象那是的父母亲为了把日子过好点，让孩子们不挨饿，真的是拼了。

说父亲是个苦命人，还因母亲的早年去世。母亲比父亲小七岁，一九八五年农历正月初十，年仅四十八岁的母亲带着一身病痛走完了她苦难的一生。我记忆中，母亲身体羸弱，儿时被外祖母强迫着缠过脚，虽说后来又放开了，总归还是落下了残疾，脚趾硬生生的被折坏压在脚掌，走路稍慢还不稳当，偶尔去悦乐赶一次集，来回费时不说，到家后脚疼得厉害。母亲去世那年，父亲五十五岁，我们兄妹中唯有大哥大姐成家，二姐三姐辍学在家。当年秋天九月初九，二哥迎娶二嫂过门。三十五年过去了，在二哥二嫂帮衬下，我们姐弟一个个成家立业，父亲一直孑然一人，日渐衰老步入垂暮之年。

说父亲是个有福气的人，其实他享的福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二哥二嫂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周到伺候。我记得自从二嫂过门，家里家外的大小事情都是二哥二嫂操持，父亲当起了“摔袖子掌柜”。我上初中、中专的生活费学费都是二哥二嫂一分分积攒的。包产到户我家分得三四亩果园，大约有九十多棵苹果树。“六月白”苹果是早熟品种，收麦前后差不多就可以卖钱了。苹果园到山下只一条又窄又陡的羊肠小道，二哥把苹果摘下，小心翼翼摆放在筐子里，用肩一担担挑到山下，再抽空挑到村子附近的砖瓦厂、电管所、村小学、乡镇集市吆喝叫卖，或到周边村子用它换麦。我十七岁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离家七里地的乡镇街道，第一次去西峰是八九年考上庆阳地区农业学校报名，父亲陪着我背着铺盖坐班车，兜里揣的二三百元还是父亲和二哥卖苹果凑的。往后四年上学花费及二哥带我去西安看眼病，每一分钱都来自于二哥二嫂辛苦付出。

前些年父亲身体比现在好点，平日里在家扫院子、喂牲口、晒柴草，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近些年，二哥怕父亲累着或有点啥闪失，就不让父亲干活，父亲也闲不住，总是不留意就扛着锄头到地里锄草。有一年夏天的晌午，吃饭时到处找不见父亲，二哥二嫂急坏了，左等右等到半下午，父亲挑着一捆酸枣枝气喘吁吁从山上下来。看着八十多岁父亲累成这样，二哥又气又心疼，打电话叫我回去帮忙劝劝，打那次往后父亲就很少干活了。父亲每逢乡镇集日都要去赶集，也没啥要紧事，就是去散散心，碰见熟人聊聊天。最让父亲惦记的事是和几个老伙计聚在背风向阳墙角处“掀花花”。又过了两三年，父亲腿疼走路慢，到了集日，二哥就用摩托车带着父亲去赶集，二哥忙或不在家，二嫂就打电话从乡镇街道租一辆车载着父亲赶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除了夏天特别热那段日子父亲睡在床上，其他时间二哥几乎天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来给父亲烧炕，下午临睡前还要摸摸炕，如果不太热就往炕洞里再添点柴草烧。每次我回去晚上住在父亲屋里，听见父亲抱怨最多的就是嫌二哥把炕烧的热了。冬季刚一来临，父亲的房子就早早生上火炉子，天还没亮，二哥就进来加煤倒灰，把炉火捅旺再烧上一壶水，好让父亲起床后洗脸有热水。二哥是个爱干净的勤快人，一会儿都闲不住，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心里遇到点事，一宿一宿睡不着。原来住的老庄是土院子，二哥一天能扫五六次，几年下来院子几寸厚的地皮愣是被二哥扫没了。二哥也是个好面子的讲究人，他看不惯父亲不收拾房子，一来觉得住着不舒服不卫生，二来觉得亲戚来看见了丢人，说了又怕父亲不高兴，一有空闲就把父亲屋子地扫一扫，桌子擦一擦，给地上洒点水，收拾的干净利落。
说父亲有福气的人很多，方圆几十里凡是认识父亲的人都这样说，话里话外透着满满的羡慕。因为他们了解父亲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遭众人白眼，孤苦伶仃一个人走过了那么长一段困苦的路，没人能料想到父亲能健健康康的活到九十岁，更没人会料想到父亲能有二哥二嫂这样让他啥事都不用操心的孝顺儿子儿媳。

父亲对那些帮过他的人总是始终念念不忘，外祖母在我家困难时常接济，八九十岁的父亲都快走不动了每年还要爬到对面梁塬山上给外祖母烧纸祭奠。

父亲也有不少烦恼痛苦，年轻时干活太累落下一身难以治愈的病痛。每次得知或看见父亲半夜痛得呻吟连连无法入睡，觉得作为人子的我好无奈好无用。风烛残年的父亲肯定有着他的百年孤独。每次告别，父亲都会拄着拐杖出来送我，我都过了河，回头看见父亲还依着院畔柴垛向河对岸呆呆地张望，而远去的我，唯有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祝愿我的“九零后”父亲平安吉祥。